怎樣說起呢？在台北最後的兩天，旅館無窗，喉嚨帶痛，晚上的時候咳得不停，還記得晚上咳得睡不了，打開電視，西班牙對德國，我睡在密室裡，痛苦和喜悅都是我自己一個人的事。那房間，太黑太靜。
畢竟身在城市，大概我還可以求救而不至孤立無助。回到香港，喉嚨發炎還沒有完全康復便出發湖南。從來沒有帶病旅行，只有一旅行便病好的經驗。記得我要斷斷續續的坐大巴高鐵，從香港到長沙，經歷近八小時舟車勞頓。到了長沙又要坐四小時的車到張家界。在張家界那天從早上一直走，行山觀景近十小時，幸好中途有短暫的午後時間，而且天氣尚好。晚上的時候，我擠在小小的帳篷裡，看中國雜技人表演。母親害怕我得到肺炎，不時看我。畢竟在湖南要是發燒暈倒真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我感覺我的身體還可以支撐着，只是晚上的時候咳得厲害，大概不知道氣管已經受到感染。
父母的關懷是合理的，小時候得過肺炎，燒至104度，已到頻死邊緣；後來知道有先天性的哮喘，童年終日在診所吸帶有藥粉的氧氣。我的氣管自小不好因此每當氣管出現問題，便很難痊癒。記得每當在診所感到呼吸困難，便要到登記處與診症室之間的小通道帶着氧氣罩幫助呼吸，還記得我看到別的家長和小朋友，向我寄以狐疑和些微同情的眼光。我也習慣了覺得不算甚麼。長大了哮喘算是痊癒，才感覺苦了父母，到今天和他們到湖南旅行，還要他們擔心照顧，實在是很慚愧。被照顧的滋味並不好受。誰願躺在床上甚麼都做不了儼如廢人？誰願叫關愛自己的人擔心？但畢竟人總會老，總會病，這是人生最悲傷的事——感到自己所擁有的逐漸消逝敗壞而且無能為力。張國榮患上抑鬱症以後，不是唱了一首叫人放開援手的《玻璃之情》麼？愛的重量不是人人可以承受。
這個七月，我來回診所多遍，正如Susan Sontag所說，疾病把人分在兩邊：健康王國和疾病王國。這分類看似簡單，卻是最精準的分析。診所裡不是醫護人員就是病人，病人總是被分類、被分隔、被檢查、被指令而且無從反抗。病人從來沒有權力要求更多的了解，也沒有權力要求被尊重。沙士以後，醫院診所更加變得神經質，我拿着載了痰的小瓶子去化驗，他們敬而遠之，彷彿連向我解釋瓶子放在何處都感到害怕，彷彿不得以用最少的時間去「處理」我——我們誰都會走上這條路，檢查、化驗、治療、老去、等待……。我們總會從健康王國走到另一邊，因為要別人的扶助而失去尊嚴和自信。
這年已經過了一半，窗外不知躲在何處的蟬還在叫着，記得我在診所等候的時候，窗外突然下了一場驟雨，但診所裡的人沒有驚訝，連無聊地感嘆天氣無常都沒有。他們只呆呆地看着前方的電視，電視正播放着關於營養標籤的短劇，劇中人故作輕鬆的臉容與臉容遲滯的觀眾，形成尖刻而無力的對照。
20100731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