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海角七號》的賣點，便是所謂國境之南的小鎮情懷。在哭笑交雜的情節當中，我們看到電影中的小人物，皆有一段又一段創傷回憶：如林曉培所飾演的明珠對不起自己的祖母小島友子；男主角阿嘉有一個半破碎家庭；交通警的婚姻失敗，醉酒之時吐出心事等等。「鄉土」作品，「空間」和「記憶」是兩項十分重要的要素，空間是穿梭時間的中介物，而記憶，就是通往人生之門的必經的魔幻之路。這些都是這套電影的吸引之處。
國境之南裡的大街小衢，一望無際的大海，小店郵局，加上最重要的台語對白，處處顯露了台灣人對於自己南部風情的眷戀。在夾笑夾淚的情節鋪排上，一方面把人物的創傷回憶逐漸淡化，另一方面為一心打造的「鄉土情懷」注入實感。這種「穩陣」的敘事方式，觀眾可以預見這不會如一般台灣青春電影般胡鬧淺薄，尚有機會製造《藍色大門》這一類青春電影的「觸動」點，但幾乎已放棄了如張作冀《美麗時光》那種青春、暴力和地方寓言的深沉探索。
無疑《海角七號》人物眾多而流於細碎。日籍老師的女皃傳來寄不出的情書，一段沉落了的小鎮愛戀復活，牽動了一對台日情侶：阿嘉和友子。當中所引申的所謂勇敢與愧疚，尚能與阿嘉友子的一段感情戲作出對應，然而和整部電影所營造的喜劇感，暗暗產生一種互相消解的矛盾。整部電影的調子無法統一，一方面減低了小市民為主力的小鎮風情描寫，一方面又淡化了「寄出了但無法回收」那淒美感情的悲劇色彩。音樂再動聽都只是一個美麗的殼子。
「笑中有淚」本為通俗藝術的常見手段，觀眾尚可以「娛樂性」這理由對之加以讚賞。然而我認為本電影最敗筆之地方在於它的「崇日意識」。我們可以察覺電影的鏡頭所捕捉的喜劇感，大都來自台南的「土胞子」行為。加上女主角友子的日本「身分」、她的鄙夷眼光，使「台灣等同於土胞、日本等同於新潮」的對立意味便顯然易見。老郵差茂伯只懂彈月琴、表演慾強，後來逐漸變得討好風趣，本是電影的亮點，然而為甚麼要說他懂日文？後來正因為他的日文「知識」，得以換來友子一對認同的眼睛。阿嘉的母親，看著友子寫著漢字，也不得不讚嘆一聲。阿嘉唱出心中情歌，也要得到中孝介認同，才能算是真正成功，聽罷中孝介一曲，阿嘉還加上一句：「我知道為甚麼你常說我唱歌太用力了。」的反省，這與他反叛自我的形象，實在矛盾。(我寧可他歇斯底里、走音擲結他，換來台上台下一對又對的惶惑眼睛)。如果繼續加以「闡釋」，則日籍老師，拋棄了在台灣戀人，更顯示出日本與台灣那種「主僕」關係，那電影便變成一套恐怖的「殖民」寓言。市場無疑是電影製作的重要考慮之一。但《海角七號》既然以「鄉土」作為招徠，為何崇日意識又無處不在？這無疑值得觀眾和電影製作人一再反思。
